2019年2月27日，由廣東商標協會主辦、商標審查協作廣州中心支持、中國銀河證券廣東分公司、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體育西支行、廣東省照明電器協會、廣東省電纜電線行業協會及廣東省各地級市（區）商標協會協辦的廣東商標年會在廣州順利召開。

會上，粵高當選為廣東商標協會副會長單位，粵高董事長任重女士當選為廣東商標協會副秘書長。同時，粵高獲得協會授予的“廣東商標代理服務規范單位”榮譽及獎牌。粵高代理的商標權侵權糾紛案光榮入選協會“2018年度十大知識產權（商標）典型案例”。

一直以來，粵高在內積極推動品牌部和商標部的交流，對外注重幫助企業推進品牌發展。以積淀多年的商標服務經驗，助力客戶塑造良好品牌形象，保護好企業成果。也將繼續在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管理機制改革的背景下，以“保護客戶品牌”為己任。

“廣東商標代理服務規范單位”獎牌

“2018年度十大知識產權（商標）典型案例”證書及獎杯

原告：廣州市格風服飾有限公司

代理人：廣東粵高律師事務所陳衛律師

被告：寧波瑞淘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廣州市倫琪皮具貿易有限公司、廣州市花都區倫琪皮具廠、何秀翠。

一審法院：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17）浙02民初389號】；

二審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案號：（2017）浙民終777號】。

2013年12月4日，原告廣州市格風服飾有限公司（下簡稱格風公司）以被告寧波瑞淘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下簡稱瑞淘公司）、被告廣州制袋樂園皮具商貿有限公司（下簡稱制袋樂園公司）、被告廣州市倫琪皮具貿易有限公司（下簡稱倫琪公司）、被告倫琪皮具廠（下簡稱倫琪皮具廠）侵害格風公司第10618027號“歌莉婭”注冊商標專有權為由，將四被告起訴至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14）穗中法知民初字第81號】，并列被告何秀翠為案外人。 2016年4月28日，雙方就商標侵權事宜達成調解，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案件做出（2014）穗中法知民初字第81號《民事調解書》。

在原被告方簽訂（2014）穗中法知民初字第81號《民事調解書》后，2016年6月，格風公司發現被告瑞淘公司、倫琪公司、倫琪皮具廠、何秀翠繼續使用與格風公司第10618027號“歌莉婭”注冊商標所顯示的字體相同的中文歌莉婭商標銷售產品，故格風公司將四被告訴至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認定被告停止侵害格風公司注冊商標專有權。

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做出（2017）浙02民初389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一、被告寧波瑞淘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被告廣州市倫琪皮具貿易有限公司、被告廣州市花都區倫琪皮具廠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廣州市格風服飾有限公司享有的第10618027號“歌莉婭”注冊商標專用權；二、被告寧波瑞淘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被告廣州市倫琪皮具貿易有限公司、被告廣州市花都區倫琪皮具廠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連帶共同賠償原告廣州市格風服飾有限公司50萬元；三、駁回原告廣州市格風服飾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被告瑞淘公司不服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浙02民初389號判決，上訴至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5日做出（2017）浙民終777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1、本案爭議的法律關系及案由如何確定；

2、如本案為商標侵權之訴，則本案與廣州中院在先調解案件是否構成重復訴訟；

3、如本案為商標侵權之訴，則被告行為是否構成商標侵權；

4、如構成商標侵權，則被告侵權責任如何承擔。

1、本案中原告以被告再次侵害原告注冊商標專有權為由，向法院提請侵權訴訟，但法院立案庭在初審證據時將本案定性為知識產權合同糾紛訴訟，后經過業務庭的合議審查，認定本案實質仍屬于侵害格風公司涉案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將案由修改為侵犯商標權糾紛。

2、本案的典型性在于針對被告的侵權行為的定性，在雙方已對前侵害商標權糾紛達成協議，那么對后侵權行為應定性為違約，還是認定是侵權行為變成為本案的關鍵點，一個商標侵權行為構成了兩種法律關系的競合，案由的認定將影響到裁判的最終結果。

3、本案的典型性還在于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均認為：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對原告提出的商標侵權之訴做出判決，但本案與前案侵權法律關系的時間范圍并不重合，兩訴的訴訟標并不相同，不構成重復訴訟，應認定被告的行為構成侵害原告注冊商標專有權的行為。

4、本案的賠償依據也較為獨特，法院根據雙方簽訂的和解協議酌情確定賠償數額。人民法院認為涉案被訴行為僅指向在產品的外包裝箱上使用被訴侵權標識，并未涵蓋調解書約定的其他商標侵權形態，法院根據本案的實際情況確定賠償額為調解書約定賠償額的四分之一，較好平衡了各方當事人的利益，亦體現了對被訴侵權方的否定性評價。